關于烏茲別克斯坦的稅制變化，可以從2008年1月1日起生效的《稅法》說起，到2020年止，已經歷過兩次重大修改，分別是2015年對稅法的修定，2018年新總統米爾濟約耶夫上任后簽署總統令對稅制再次進行改革，用以匹配烏茲別克斯坦經濟的高速發展，主要修改措施有：取消包括法人利潤稅在內的一系列稅費和強制繳費科目；采取措施完善稅收制度和稅收征管體系；簡化征稅程序，方便自然人和法人納稅；對部分從事農產品生產、交易和食品加工等企業，能起到抑制價格上漲作用的主體減免增值稅；分階段降低法人財產稅。

除稅法之外，烏茲別克斯坦還出臺過大量與稅制相關的法律、法規和總統令，通過對新疆眾聯華運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客戶的調研中發現，長期從事中烏貿易或者在烏經營的企業主，普遍感覺烏國經濟政策制定及總統令發布頻繁，容易產生稅費波動，需要特別注意烏茲別克斯坦與稅費有關的政策法規，比如除稅法之外的《外國投資法》、《企業、公司及組織納稅法》、《土地稅法》、《車輛和交通工具稅法》等法規，都與稅制調整息息相關，在例如《關于鼓勵生產企業出口產品的補充措施總統令》、《關于刺激和鼓勵私營經濟總統令》等也都涉及到了很多稅收優惠條件及政策，在烏國經營的企業如不去關注和調整必定產生信息的延誤，導致部分成本的升高。

導致烏茲別克斯坦頻繁調整稅收制度的根本問題在于，之前的稅收制度無法與當下的市場經濟效率相匹配，影響經濟發展速度，無法刺激國內和國外資本進入，下面總結如下幾大原因：1、稅制改革前對商業主體整體征稅比例過高；2、稅收征收與管理流程繁瑣，增加了企業的管理成本與負擔，比如國稅與地稅之間征收方式，不利于企業間的競爭；3、由于稅賦過高，導致自由資本無法在陽光下正常投資獲利，容易出現民間高利貸，產生大量影子經濟；4、各類企業間的稅費征收存在差異，不公平的稅收制度嚴重制約經濟發展；5、過高的稅收制度反向提高了商品價格，導致國民生活成本升高；6、由于企業法人財產稅過高抑制了對生產設備再投資的積極性，阻礙企業擴大再生產；7、對個體征收稅費過高，導致工資收入過低以及灰色收入的出現，改革后的稅制已將個稅、社會統一繳費和養老保險合并征收。

在去年疫情期間，烏茲別克斯坦再次簽署與稅收有關的總統令，對企業和居民提供稅收優惠補貼，包括企業和居民都將獲得稅收減免、利息補貼以及多子女家庭補貼等優惠政策，對受疫情影響的行業企業，如小企業、影院、餐飲、公交客運、運動保健、房屋租賃類的法人免除財產稅和土地稅，對外貿企業可延期繳納增值稅、關稅和消費稅，對小微企業的社會稅稅率也從12%降至了1%。可以看出疫情已暫時改變了烏國稅制，但要注意這些政策只是暫時性的，經濟與疫情好轉后將會面臨新的調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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